文 ｜ WHO文艺编辑部 顾蔚 中国死刑罪名已经从1997年刑法的68个降到了46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一次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再削减9个。死刑复核权2007年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之后，判决和执行数量大幅下降。少杀慎杀的方向走了很多年，而且走得比大多数废死派愿意承认的更远。 我们能够发现，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减少死刑”，问题在于废死派把“减少”和“废除”捆在一起，用前者的正当性为后者铺路。在一个死刑适用已经压到极端暴力犯罪顶部的制度里，还在推“废除”的人，他们要拆的不是某一条可以继续收紧的条文，而是社会对极端之恶的最后一道定价机制。 反正这道机制拆掉之后，后果不会又由推动废死的人承担。 废死派习惯把死刑说成原始报复的制度化残留，这个说法只对了一半。报复冲动确实存在，但死刑之所以成为制度，恰恰是因为社会要把“谁来报复”“报复到什么程度”从私人手里夺走。 《汉谟拉比法典》二百八十二条里，可处死的条文有三十六条，不只适用于杀人，还适用于盗窃和诬告。逻辑很直白：如果偷窃和诬告不付出足够高的代价，就没有人愿意把纠纷交给法律，而是自己动手。《周礼·秋官》记载“凡杀其亲者，焚之”。 死刑从起源上就不是单纯的“杀人偿命”，而是用最高强度的惩罚宣告一件事：某些界限，跨过去就没有回头路。 贝卡利亚在1764年《论犯罪与刑罚》里第一次系统质疑死刑。他说“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持续性”。他据此推论终身监禁比死刑更有威慑力，因为死刑是一瞬间的事，苦役是一辈子的事。 这个推论有一个致命的跳跃，即它把威慑力等同于受刑者感受痛苦的时间长度，却忽略了刑罚对尚未犯罪的人传递的是什么信号。 终身监禁传递的信号是：你会在监狱里活很久，但你还活着。死刑传递的信号是：你的存在到此为止，没有后续，没有补偿，没有“出来之后”。 但是，哪怕被监狱限制自由，自由也可以被折算。二十年后出狱，你仍然拥有剩下的时间而只有死亡不能被折算，不能减刑，不能假释，不能被“表现良好”兑换成任何东西。不可逆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威慑维度，它不依赖于痛苦的总量，它依赖于“没有下一帧”这个事实。 贝卡利亚看到了死刑的“短暂性”，但他没有看到，对一个正在权衡是否动手的人来说，“短暂”恰恰是它最重的部分。一了百了，和“还有几十年要熬”，不在同一个天平上。 切萨雷·贝卡利亚（1738年3月15日－1794年11月28日） 废死派还有一个更常被引用的论据：实证研究没有证实死刑的威慑力。 2012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审查了三十多年的研究，结论是现有研究“不能说明死刑是减少、增加还是对凶杀率没有影响”，并建议这些研究“不应被用来为死刑的政策判断提供依据”。这个结论是真实的，但它被读反了。“没有测出来”和“不存在”是两件事。凶杀率被枪支可得性、贫困率、帮派结构、精神健康服务覆盖率几十个变量同时拉扯，想在宏观数据里分离出死刑这一个变量的净效应，在方法论上几乎不可能。 废死派把“无法证实”偷换成“已被证伪”，这是整个废死话语在实证层面最基础的一步偷窃。 中国法学界主张废死的名字并不隐蔽，而且他们的论证方式暴露出同一个结构性问题：用人道主义盖住天平的一端，假装另一端不存在。 邱兴隆的核心论证是：“只要承认罪犯是人，罪犯便拥有国家和法律都不得剥夺的生命权，因此应当废除死刑”。 2003年他就提出中国完全可以采用“突然死亡法”，由政治家通过修法一步到位废除死刑，还说过“给我一个开明的政治家，我一天之内就能废止死刑”。这个立场的“诚实”在于它不伪装成实证结论，它就是一套价值信念。但它的缺口同样赤裸：一个杀了人的人，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否定了别人的生命权。法律剥夺他的生命，不是在否认他是人，而是在确认一件事，任何人都不能通过否定他人的生命权来为自己赢得一张豁免后果的通行证。邱兴隆把“是人”和“拥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之间的逻辑跳跃当成不证自明，但这两个命题之间隔着的，是整个刑罚正当性的根基。他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一步到位不现实，退而主张“慢性死亡法”，分步取消各类死刑，直至最终全面废除。但“快”和“慢”的区别不改变方向。 邱兴隆（1963年1月1日—2017年9月20日） 陈兴良 看上去比邱兴隆诚实，或者说，他说漏嘴了。 他说“只有人道主义，才是废除死刑的底气所在”。 这句话把废死的真实基础暴露得很清楚：它不是犯罪率数据的推导，不是威慑力研究的结论，而是一种价值选择。选择对施暴者人道，就必须回答一个陈兴良没有回答的问题：对施暴者的人道，和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人道，哪一个优先？ 废死派用人道主义这个词把天平的一端盖住，假装另一端不存在。 武汉大学法学教授莫洪宪 的案例比前两位更具解剖价值，因为它把废死话语在具体操作层面的粗糙程度暴露到了几乎不需要专业训练就能看穿的地步